政治數據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聞對Facebook公司的品牌造成了巨大損害。現在要想恢復公眾對Facebook的隱私保護和數據保護的信任，需要付出更為巨大的努力。外界觀察人士認為，監管加強的可能性突然間提升了，但該公司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似乎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這起丑聞還突顯出Facebook的商業模式中存在的一個問題：它的業務似乎基于數據挖掘。Facebook通過收集用戶的數據并將其賣給應用程序開發者和廣告商來賺錢。阻止這些買家將這些數據繼續轉賣給第三方，似乎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的“違規”最令人擔憂的一點是，它根本就不是一次違規行為。它幾乎完全符合法律規定，并且完全符合Facebook的政策。

劍橋大學教授亞歷山大·科肯（Aleksandr Kogan）通過創建一項由27萬人參與的調查訪問了5000多萬Facebook用戶的數據。Facebook向科肯提供了調查對象用戶的數據，以及他們朋友的數據。在一份聲明中，Facebook表示：“科肯通過合法途徑獲得了這些信息，并通過適當的渠道來管理Facebook上的所有開發者。”

根據Facebook的說法，科肯違反的一條規則是將用戶數據分享給了第三方，包括由特朗普前助手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和保守派捐款人羅伯特·莫瑟（Robert Mercer）創辦的政治數據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

但是Facebook的消息人士也承認，一旦數據掌握在開發者和廣告商手中，就不可能完全監控他們如何處理數據。這就像賣香煙給別人，但告訴他們不要和朋友分享香煙一樣。

Facebook對科肯違規行為的回應突顯了其遵守數據使用規定能力的不足。Facebook表示，它在2015年得知了科肯的違規行為，隨后向各方保證，數據已被銷毀。但Facebook也表示，他們幾天前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數據都被刪除了。

在一份聲明中，Facebook副總法律顧問保羅·格雷瓦爾（Paul Grewal）說：“保護人們的信息是我們業務的核心。”鑒于Facebook的業務是向外界提供人們的信息，而這些人的最終目標是不可知的，因此這可能是一個難以被公眾接受的理由。

Facebook表示，從2014年開始，用戶可以更大程度地控制自己的哪些信息可以被應用開發者和廣告商分享。該公司還表示，它已經加強了應用程序審查程序，要求開發者在被允許向用戶收集數據之前，為他們想要收集的數據和他們將如何使用這些數據進行聲明。

不過，Facebook內部的消息人士承認，這些措施并不能確保一些人不會成功地挖掘Facebook的數據并將其轉賣給第三方。

在美國國會，有關監管的討論越來越多。美國國會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在俄羅斯干涉2016年大選的消息曝光后，尋求對大型科技公司實施更嚴格限制的議員們加大了尋求力度。

民主黨參議員艾米·克羅布徹（Amy Klobuchar）希望扎克伯格能夠親臨她所在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并解釋Facebook如何利用5000萬美國人的數據來進行政治廣告和操縱選民。

但扎克伯格和其他Facebook領導層似乎都沒有露面。無論是Facebook的首席執行官還是其高級代理謝里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都沒有公開評論過此事。他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律師格里沃（Grewal）。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充分的解釋并說明為什么Facebook在2015年第一次了解到這件事時，沒有向受到影響的5000多萬用戶披露科肯違規行為。

“我們正在進行一項全面的內部和外部審查，并正在努力確定那些有關Facebook數據的說法的準確性。這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我們將繼續強有力地執行我們的政策以保護用戶的信息。”格里沃在周日的一份聲明中說。

所有這一切的發生正值Facebook平臺的長期吸引力被人們質疑的時候，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該平臺在美國的日活躍用戶數量——高達1.84億——在上個季度首次出現下降。根據市場調查公司eMarketer提供的數據，Facebook 25歲以下的用戶數量在去年下降了280萬，今年預計還將再減少200萬。

Facebook內部消息人士承認，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的丑聞可能會加速用戶對該網絡媒體的失望。Facebook越來越被視為一個易受政治影響、被外國政府操縱或更糟糕的平臺。

然而，歸根結底，美國公眾眼中真正的罪魁禍首或許不是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或俄羅斯，而是Facebook公司本身。